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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96章 工人要替国家想（第2页）

最黑暗的夜里，有全家大年三十包着有毒饺子一同寻短见的；

也有人在失控的绝望中，提刀闯进办公室，捅死了自己的领导；

还有踩着破单车送老婆去特殊场所上班，自己晚上再默默接回来的男人，面无表情地骑在刺骨寒风中。

那些画面，一帧帧嵌进骨头里，无法挥去。

可真到了这一步，他也清楚，如果不这么做，风能公司又能撑多久？靠什么去跟那些大项目、大资金角力？光靠苦撑，连拿下Vensys许可证的钱都挤不出来，还谈什么未来？

谢世齐闭了闭眼，仿佛压下心头最后一丝犹豫，低声道：“既然你们已经定了，就放手去做吧。有困难，有压力，我给你们兜着。”

麦麦提听了，心里反而松了口气。

对他而言，这种事必须当机立断，所谓不破不立，牺牲一小部分，成全一大部分，是时代必然要走的路。

他脑海中忽然浮现起一组早已烙印在心底的数据——1993到2001年，中国共有七千万人从国企或集体企业下岗，以一家三口算，直接影响了两亿多人。

那一代人的沉默、对于体制留恋的情结，在后来的年轻人口中，常常被轻易地解读成软弱、守旧。

有人埋怨自己的父辈不够果决，说如果当年敢南下闯荡，自己说不定就是富二代。

可麦麦提明白，所谓下岗，从来不是小品里那句轻飘飘的“我不下岗谁下岗”，而是真刀真枪割向琐碎与生计，动辄粉身碎骨。

所以，与那些一纸通知、寒冬散尽的悲剧比起来，这次风能公司的“分流”，已经是极其温和的处理了。

那些人被派往外协单位，薪资待遇不降，还有机会磨砺技能，攒下资历，远比一纸下岗通知要强太多。

只是，这一刀砍下去，不管多么温柔，总归是要流血的。

马文斌则显得更加复杂。

他知道，在这场改革中，自己不得不扮演那个“恶人”的角色，要亲自去找人谈，要亲手把一张张名字划下去。

无论心里再怎么安慰自己是“是为大家好”，该面对的眼泪、怒气、不甘，一个都不会少。

他甚至能想象，有些老员工看着他的眼神，会有多锋利、多失望。

可转念一想，或许这就是成长的代价。

总要有人把手伸进脏水里，总要有人背负起被骂、被恨、甚至被遗忘的责任。

他抬起头，看见窗外斜斜落下的阳光，落在谢世齐深陷的眼窝里，麦麦提略微发白的侧脸上，也落在自己微微颤抖的手指上。

时间，不等人。

第一批名单筛选，在沉默中开始了。

麦麦提、文斌，还有人事部的几个骨干，关起门来，一页页翻阅档案，一行行敲定名单。每划掉一个名字，就像在心头划下一道细微但真实的伤口。

筛选的标准表面上很冷冰冰：岗位冗余度、近三年考核记录、技能匹配度、未来岗位适应性。

但真正落到个人身上，哪一条又能纯粹客观？每一份打分背后，都藏着数不清的故事。

很快，人情关系也开始渗透进来。

有领导的亲戚，托人带话进来；有老同志打着几十年功劳的旗号，委婉求情；更有的，直接堵在办公室门口，红着眼眶，一遍遍说自己：“上有老下有小，再分走就是绝路”。

麦麦提和马文斌早有准备，但真正面对那一张张熟悉又卑微的脸时，心里还是像被细细锯着。

马文斌有一次差点心软了——那是一个在水利建设时期就跟着他们的老焊工，满手老茧，嘴上说着“不想给年轻人添麻烦”，却在拐角处悄悄抹了眼泪。

麦麦提拦住了他，只说了句：“一次心软，就是对所有人不公。”

马文斌最终咬牙签下了那份名单，手指却在纸上微微发抖。

最棘手的问题，并不在名单本身。

由于深航的生产线规模有限，岗位吸纳数，比预期少了整整三分之一。

外派分流还能覆盖部分人，剩下的，却要直面真正意义上的——下岗。

这其实是麦麦提早有预感，却无法避免的事。

消息传得比想象中更快。

反抗，也在所难免。

有个年轻的维修员，听到消息，拎着上螺丝用的扳手，闯进人事办公室，拍着桌子吼：“凭什么？我才干了三年就让我滚？凭什么不是那些喝茶看报纸的老油子？”